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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四年（1865）五月初六日，重庆城茶帮脚夫谭义顺、李树芳向县衙禀告：该帮一位名叫李鸿义的脚夫染病身亡了，而这位死者正是他们两天前亲赴县衙保释出来的。五月初七日，巴县知县表示要去李鸿义家验尸。然而李树芳却回禀说，因为“天气亢阳，尸臭水流”，他们已将李鸿义的尸体掩埋了，恳请知县免予核验，知县爽快地批准了这一请求。于是，一桩命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匆匆了结。

稍有推理爱好的读者，不难从清代《巴县档案》冗长的卷宗中嗅到此案的重重疑点：第一，这位名叫李鸿义的脚夫，五月初四日刚从监狱中保释出来，五月初五日就一病不起。虽然在之前的案卷中，差役和茶帮人士都做了李鸿义“染病垂危”的铺垫性叙述，但事态的发展还是快得有些离奇；第二，尽管农历五月已近溽热之季，但两天之内就“尸臭水流”却是有些夸张；第三，茶帮先斩后奏地“掩埋”尸体，与知县就坡下驴地批准免验，都不是寻常的做法，但却似乎暗示了知县和茶帮之间的某种默契。所以，我们不妨脑洞大开地推测：李鸿义只是整个案件中一个神秘的“龙套”，他的出现和消失其实是为了掩盖些什么。而且从“死不见尸”这一点来推测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死。

巴县衙署旧址，本文中的官司就是在这里打的。选自何智亚：《重庆老城》，重庆出版社，2010年。

档案的深文周纳总令书斋中的“福尔摩斯”们一头雾水，但是这桩离奇的“命案”却令一个对于重庆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行业，以及他们特殊的行为方式进入了笔者的视野。我们不妨以此案为线索，走入清代重庆脚夫的世界，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制作一个经不起推敲却又具有某种合理性的“李鸿义”。

“李鸿义之死”所要掩盖的，正是茶帮长达八个月的暴力寻衅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八月十五日，一伙手持棍棒的茶帮脚夫冲入广顺、永义两家牙行，强行驱逐行中的川帮脚夫。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，这样的冲突屡屡发生，而且几乎每一次都由茶帮挑起。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同治四年（1865）三月二十四日，茶帮脚夫袭击了储奇门顺城街的一家药材行，不仅毁坏店面、抢劫财物，打伤三人，还掳走了正在行中的川帮脚夫余兴顺，李鸿义正是因为参与此次殴斗而被县衙拘押。读至此处，诸位看官可能会问：这“茶帮”究竟是何来头，为何竟能如此嚣张？而那个屡遭追打的“川帮”，究竟与“茶帮”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一切就说来话长了。

神秘的“啯噜”

有赖于长江航道的疏浚，清代的重庆已经成为长江上游最繁华的商业城市，吸引了大量的商品和移民沿江而上，于是这个城市就有了脚夫。因为这座依山而建、崎岖不平的城市实在对人力搬运有太大的需求，而许多初来乍到、生计无着的外来移民也需要这份赖以糊口的工作。在嘉庆以前，重庆城的脚夫是不分帮派的。许多脚夫都加入了一个名为“七门”的组织。这个组织由巴县知县在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设立，最早仅设在朝天门码头，后来扩展到金紫门、储奇门、太平门、东水门、千厮门、临江门七个码头。地方官府指派夫头统领脚夫，并将脚夫的名字登记造册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大概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：

一是为了防范啯噜。“啯噜”是清代四川极具神秘色彩的一个群体，他们神出鬼没、偷窃劫掠、抗粮抗捐、组织隐秘。直至今日，研究者们对它的描述还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：啯噜来自川江航道上滞留的纤夫，他们随重载船只溯江而上，但船只下行时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，于是他们就成为失去工作、归乡无期的流民；还有人认为最早的啯噜是川陕老林中丧失生计的贫民，后来又融入了全川各地的底层民众、外来流民、清军逃卒、溃勇、革职捕快、鸦片贩、盐枭等极其复杂的成分，甚至还与白莲教、青莲教、哥老会有着隐秘而复杂的勾联。就连“啯噜”二字的意义，也至今未有定论：有人认为，“啯噜”是“轱辘”的转音，形容这个群体流徙不定、倏忽西东；有人认为，“啯噜”即“哥老”的前身；还有人认为，“啯噜”是“孤窭”的意思，指代无父无家、一贫如洗的青壮年流民。

东水门城门洞，这张图片中依稀可以看到一个现代“脚夫”（棒棒）。尽管三百年过去，这座城市仍然不能摆脱对人力搬运的依赖。选自何智亚《重庆老城》

重庆码头，脚夫们就是蹲守在这里等待货物到来1911年选自TamarraWyss：《巴蜀老照片：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

史料的繁杂、错讹甚至是刻意的隐晦，使得“啯噜”的面目极难辨识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虽然经过百余年的移民历程，乾隆以后的四川盆地仍是一个未经充分整合的社会，外来的扰动和内部的阵痛从未停歇。再加上清代中叶逐渐显现的人口和资源问题，这个省份早已不再是开放包容的“希望之地”，而“啯噜”很有可能是危机渐至的社会情态下，所有边缘、危险的社会群体之统称。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，重庆城也是啯噜猖獗之地，而财货聚集、流动人口众多的码头则是令父母官们尤为头疼的地方，所以知县必须要想办法掌控码头脚夫的构成与动向。因为这个以中青年男性移民为主的群体，不仅可以藏匿啯噜，还分分钟可能扔下扁担随啯噜而去，于是就出现了专职监控码头脚夫的七门组织。

城门外（1911年），码头上的货物就是通过这样的山径运到城中，图中挑担者众多，但他们并不是脚夫，而是到江中取生活用水的人。选自《巴蜀老照片：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》

旧城改造前的建兴坡，最能反映重庆依山而建、错落分布的城市空间样态，选自《典藏重庆》，重庆出版社，2011年。

帮补差务

脚夫所分配的差务，基本就是运送物资。有些任务可能比较轻省，比如帮县衙和过境官员搬搬物资、行李；但有些任务一看就相当棘手，比如搬运沉没江中的京运铜铅。从雍正末年至咸丰初年，每年从重庆过境的铜铅有一千多万斤，动辄发生沉没数万斤的水损事故。要把这些铜铅从水中打捞起来再搬运上船，那绝不是轻松的任务；又如搬运朝廷在云贵川采办的“皇木”，每株需要的人夫就可达数百名；还有在金川战役期间搬运硝石、硫磺等军需物资，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，还必须和时间赛跑。至于官府和差役在办差过程中的克扣、勒索，那简直是不用说的。

尽管这样，在嘉庆以前，重庆脚夫的世界还是相对平静的，既没有势成水火的帮派，也极少发生殴斗事件。即便有一些脚夫游离于七门组织之外，官府还是维持着对整个脚夫群体的管控。但是到了嘉庆时期，情况却渐渐失控。

七门组织的崩溃

关于这个悄然来临的变化，我们还是要“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”。

首先是七门组织的松懈和腐败。其实，让七门组织充当“码头派出所”，实在是非常难为他们。试想在重庆这样的沿江大埠，码头最是南来北往、鱼龙混杂之区。要在这个流动性极大、陌生人极多的空间监控同行、甄别匪类，实在需要大量的人手、经费，甚至是技术手段。但是夫头们还不会天真到去找地方衙门要人要钱，因为父母官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呢。这样一来，留给夫头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装聋作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夫头们消极怠工了，可码头上的脚夫却越来越不让人省心。嘉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观察家名叫严如煜，他就曾经为重庆城算过一笔流动人口账。他说：

从长江中游上驶重庆的货船，基本上要雇佣七八十名纤夫。但下行返回时，却只需要雇三四十名纤夫。以每天到岸和驶离的船只各十艘计算，每天滞留在重庆江边的失业纤夫就达到三四百人，一个月就可达到一万多人。

三峡地区拉上水船只的纤夫他们人数众多，而且往往随船只上抵重庆。1911年，选自《巴蜀老照片：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》

旧城改造前的千厮门正街本文中的许多殴斗就发生在这附近的区域，选自《典藏重庆》

结语

一直以来，“暴力”都是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非常着迷的主题，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，去窥探那个不熟悉的、热血豪情、快意恩仇的世界。然而不管是罗威廉（TWillamRowe）笔下遍洒红雨的湖北麻城，还是裴宜理（ElisabethPerry）笔下天灾人祸交织的淮北农村，还是王笛笔下手刃亲人的川西袍哥，甚至是狄亚哥·甘贝塔（DiegoGambetta）笔下的西西里黑手党，都向我们呈现了“暴力”作为集体行为的共性：它是人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生存策略。

清代重庆的脚夫也是如此，在生存机会相对充足、政府监管力度适当、公平和信任尚存的时期（嘉庆以前），这个群体并不特别暴力。然而随着生存竞争日趋激烈、移民社会的群界划分，以及公权力的悄然退却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小团体内部的合作，而代价却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撕裂与冲突。但即便是在川帮和茶帮争斗最激烈的时候，大部分殴斗还是策略性的、以生存为目的的行为，而不是为了杀伤对方和破坏社会秩序。毕竟，若能选择岁月静好，谁愿意鼻青脸肿、混迹街头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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