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在广州的彭昊今年35岁，6年前，身高1.73米的他，体重一度飙到440斤。汗蒸、针灸、“过午不食”、吃代餐食品、水果沙拉……他几乎尝试了市面上所有减肥方法，但收效不大。由于过度肥胖，他曾走两步路就喘粗气，蹲不下身，很容易嗜睡。后来，他通过切胃手术，体重逐渐下降，如今维持在170多斤。

2017年，《柳叶刀》发表的关于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的报告显示，中国肥胖人数已超美国，成为全球胖子最多的国家。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副主任、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委王友发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过去二三十年，国内肥胖率、超重率一直在上升，基本上每年上涨一个百分点。三年疫情期间，很多人饮食、运动受到很大影响，多吃少动，更是增加了肥胖的发生。王友发称，现阶段国内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肥胖防控体系，肥胖治疗也比较滞后。

错位的减肥　　

“2016年我胖到160多斤，后来尝试了只吃肉、蔬菜、水果的节食法，以及运动减肥等方法，瘦到了108斤。这几年疫情反反复复，去年4月我又胖回160多斤。”赵晗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赵晗是一个微信减肥打卡群中的一员，群里人数超200人，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“网红减肥药”司美格鲁肽。这款药在国内获批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，但迄今为止并未获批减重适应症。

她属易胖体质，身高1.6米左右，去年那次复胖后特别难减下来，之后，她通过使用网上搜的减肥药，瘦到118斤。今年过年后，因暴饮暴食，她的体重又增加至140斤左右。她已打了5针司美格鲁肽，第一次打0.5mg，之后4次都打0.75mg，现在体重121斤。她打算瘦到110斤再停药。

赵晗是目前国内热衷减肥群体的缩影之一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普外科主治医生朱满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现在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错位现象，即有身材焦虑、比较注重体重管理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本身就不太胖的人。与之相对，本身就已属于超重或肥胖的人，反而不太关注减重。

身高1.8米的林涵是一名30岁的男性，两年前，他的体重只有160多斤。目前，他的体重已飙升到190斤，变重的趋势还在持续。因为工作原因久坐不动、缺乏锻炼，且爱吃高热量食物，林涵的体重一路狂飙。

和年龄不相称的“啤酒肚”，以及后脖颈因肥胖鼓起来的“富贵包”，让他意识到，自己该减肥了。今年4月，他开始有意控制饮食，偶尔有空绕着小区跑步，但他不认为自己肥胖状况要到去医院求诊的地步，也没有去医院检查过身体血糖、血脂等指标。

“很多人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个健康的胖子，不愿意去改变。”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、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主任委员陈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在他接诊的患者中，大约1/4的人不愿行动，改变肥胖。

“患者给出各种理由，实际上内心并不是很想按照医生的建议去做。有的患者说，‘少吃东西会胃疼，最好是让我不胃疼，还能减肥’。”陈伟说，这种说法是在隐晦表达，少吃会饿，所以不能饿着。

2020年出版的《饥饿的大脑》一书的作者，是一位研究肥胖及饮食行为的神经科学领域专家。书中从神经科学视角，解释了饥饿感从何而来，以及西方世界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深受肥胖症困扰。作者认为，人类大脑的思维过程有两套系统，其中一套系统运行过程快且不费力，是直觉和无意识的。这套系统影响下，人常常会被近在眼前的诱惑吸引，无法抵抗美食的魅力。

朱满生在接诊中，遇到过一个BMI为55的超级肥胖者，其肥胖状态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，走路，甚至坐着不动都会喘粗气。“这种肥胖通过单纯的药物、饮食、运动，已经很难解决，符合减重手术指征，但这名患者接受手术的意愿并不强烈。”朱满生说。身体质量指数BMI（千克/平方米），是筛查超重和肥胖的指标。大部分欧美国家将成年人BMI≥25定义为超重，BMI≥30为肥胖；国内建议将成年人BMI≥24诊断为超重，≥28为肥胖。

彭昊是朱满生接诊过的体重较重的患者之一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因为家里伙食好，他从7岁开始变胖。2014年，他开始从事保险销售工作，因为工作原因，经常在外吃饭，体重迅速蹿升。“当时家人、朋友都劝我减肥，自己也意识到过度肥胖可能危及生命，才咬牙去做的手术。”彭昊说，虽然体重较重，当时自己还没有糖尿病、高血脂、高血压。2017年做了切胃手术后，胃口变小很多，慢慢瘦了下来。

王友发表示，目前，国内肥胖和超重人数的占比已不容忽视，但肥胖人群的肥胖知晓率、治疗率、控制率都很低。

全球肥胖情况也不容乐观。3月2日，世界肥胖联合会发布的《2023年世界肥胖地图集》预测，如果预防、治疗等得不到改善，未来12年内全球将有51%的人口，即超过40亿人肥胖或超重。其中，肥胖人数近20亿，意味着每4人中就会有1人属于肥胖。该报告使用体重指数BMI进行评估。

在美国，真正到医疗机构寻求帮助的肥胖患者也不多。2016年，发表在美国肥胖协会的官方医学杂志《肥胖》上的一项研究指出，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超重，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肥胖，6.4%的人极度肥胖。尽管美国有近一半成年人应接受肥胖治疗，但只有2%的肥胖成人接受了抗肥胖药物治疗。

在陈伟看来，减重是否有效，不应单看体重下降了多少斤，也要看其他指标的变化，比如血糖下降多少，脂肪肝是否消失等，从长远看，减重也能减少疾病的发生。

是否有减重必要，不完全看BMI。4月6日上午，陈伟接诊的一名患者BMI只有19，看起来很瘦，但通过检查后发现，这名患者体内脂肪含量很高，内脏和腹部脂肪含量已达到38%的比例，比同样体格正常的健康人要高出一倍多。“这种情况也需要引起重视，但如果不到医院检查也很难发现。”陈伟说。

多学科诊疗模式需建立

近年来，国内肥胖控制方面的重视程度在提高。2015年以来，相关权威部门或机构先后制定并发布了《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》《儿童肥胖防治实施方案》《中国成人超重肥胖防治指南（2021）》《肥胖防治专家共识》等多份文件。

尽管如此，国内肥胖率的增长趋势并未得到明确缓解。2021年7月，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研究团队在《柳叶刀》杂志上公布的中国成人身材最新数据显示。2004～2018年期间进行了六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，研究共纳入了64.5万名年龄在18～69岁之间的参与者。结果发现，2018年，中国18～69岁成人中，约有8500万肥胖人士，其中男性为4800万。2004年，中国肥胖人士仅2800万。也就是说，仅14年里，中国人的肥胖率从3.1%上升到8.1%。

肥胖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。陈伟分析，对个体来说，肥胖的主要原因包括遗传和继发性肥胖两大类。前者包括下丘脑性肥胖、15号染色体异常的遗传性疾病“小胖威利综合征”导致的身材肥胖等，后者包括暴饮暴食、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、精神类药物等引发的发胖。陈伟称，长期服用前述药物，很多人会增重50～60公斤，又因为无法随时停药，肥胖趋势无法逆转，减重很困难。

近年来，随着对肥胖研究的加深，越来越多医学和科学组织开始将肥胖视为一种疾病。1997年，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首次将肥胖定义为疾病。2000年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（FDA）承认肥胖是一种疾病。2013年，美国医学协会承认肥胖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，需要就医。

在陈伟看来，国内应将肥胖纳入慢性疾病管理中以得到有效治疗。临床中约80%以上慢病相关疾病，都和肥胖相关，比如人们所熟知的糖尿病、冠心病、高血压、心梗等。已有研究显示，只需要减重5%～10%，就能使得慢性疾病得到缓解甚至完全缓解，比如，高血压下降、血糖恢复正常、脂肪肝消失等。

“目前的肥胖防治，一般先采用管理生活方式和改变行为的基础治疗，比如合理饮食、加强身体锻炼，戒烟、限酒等。当这些改变不起作用时，可以借助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辅助减重。对同时患有严重代谢性疾病的重度肥胖者，可以通过手术减重。”陈伟说。

早在2000年年初，为应对肥胖问题，国内各大医院曾建立肥胖门诊，但迄今并未真正发展起来。

陈伟表示，当时肥胖门诊以内分泌科为依托，因为有西布曲明等相关减肥药物，内分泌科医生有药可开。后来这些药物因副作用在国内外陆续退市，内分泌科由于缺乏专业医生对肥胖者进行生活方式管理，又没有对应药物治疗，指导力度被大大削弱。另一方面，2001年后，因肥胖治疗不能走医保报销，病人没有意愿到医疗机构减重。“目前绝大多数医院的肥胖门诊都没形成真正诊疗，逐渐走向做研究的方向。”他说。

2010年后，以外科医生为主体的肥胖治疗中心兴起，减重代谢科即为一例，不同于肥胖门诊，前者更多通过手术帮助患者解决肥胖问题。在陈伟看来，手术治疗并不能解决国内最大基数的肥胖人群健康问题。国内绝大多数肥胖人群BMI在24～32之间，这部分占肥胖人群的最大比例。

朱满生表示，减重手术主要有两类，即胃旁路术和切胃手术。现在也有通过胃内水球手术达到减重目的，不过具体疗效不明确。“这种手术主要通过在胃中放置一个水球来影响食欲，从而减少对食物的摄入，达到减肥的目的。”朱满生称，国内一些医疗机构开展这项手术，主要用于手术前预减重，并非将其当做确切减重措施。

朱满生称，肥胖涉及心内科、内分泌科、麻醉的、ICU、睡眠呼吸中心、骨科等多个专科，目前亟须多学科肥胖诊疗模式。陈伟提到，整体而言，现在减重手段很缺乏，需要将诊断和治疗，专业医生和药物、手术等都纳入到肥胖病管理中。今年3月，其所在医院形成了由内分泌科和营养科联合出诊，同时召集心理科和康复科协同参与的肥胖诊疗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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